我们家的“总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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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多年前，我大姐呱呱坠地。月子期满，我妈继续当老师上班，我爸则被抽调到蚌埠治淮工地上去了。爸爸远离家乡，基本上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
就这样，外婆来到我们家，做了“总管”，没想到她一做就是一辈子。
后来，我妈陆续又生了二姐、我、小妹。女孩太多，造成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家庭不和谐。我爸读私塾出身，老观念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。在我记忆中，爸妈总是因为没有男孩吵架，他们或撕书撕报，或冷战。家里、院里要么纸屑飘飞，要么几天没个声响，这场景历历在目。
妈心高气傲，吵完了，非要爸跟她赔礼道歉，否则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。
每次爸妈吵架，外婆总是低着头在房间里做
家里常吵架的另一原因，是经济负担太重。父母两人工作，要养活4个女孩，个老人，一度到了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地步。但是他们打定主意还要生，一直生到有男孩为止。
上个世纪70年代，物资匮乏，所有人都不富裕，我家虽是干部家庭，但生活条件甚至比不上平常人家。
早上7点半，我们吃好饭，妈领着我们排成队去上学；中午放学，走在路上，饥肠辘辘，恨不得飞回家把一锅米饭全吃了；晚上，全家围着灶台边的桌子吃饭，煤油灯下照着的，永远都只是咸菜、稀饭、馒头……
外婆常年在锅屋忙活。锅屋里主要的大件就是泥砖垒成的灶台，上面嵌着两口大黑锅，灶台拐角摆放着老三样：油瓶、酱油瓶、盐罐。柴火、风箱、破扇子、水缸、水瓢、锄头，则零散地分布在屋子里。
外婆身上系的围裙，二十四小时基本没有离身。隆冬腊月的早晨，滴水成冰，我们一起床，揭开锅盖，就有热水洗脸；在外疯跑一天，无论何时回家，都有温热的饭菜。夏夜，我们热得睡不着，浑身出汗。脱掉衣服，锅里总是有热水，我们可以尽情洗澡、冲凉；冬夜，我们看书晚了，她总是能从灶膛里掏出一些热气腾腾的烤芋头、香花生以及烤焦的剩馒头给我们吃。烤芋头的香甜，一直在我心里，走到哪里也忘不掉。
家里只有爸一个男劳力，但又常年不在家。我们家里的水缸，永远都是满的。水井离我家有好一段路程，现在想起来，外婆不知每天要去挑多少趟水。只可惜，到现在我才知道心痛。
我们家灶台下的柴火永远都是充足的，柴火屋里放不下，垒在院子里有半人高。树叶，可以扫成堆、装袋背回来；小树枝、豆秆、麦秆，可以捆成捆，一次一次背回来；而大树的枝枝桠桠，一个小脚女人，是怎么把它们拖回来的？
煤油灯永远是明亮的。我们在灯下读书，外婆就坐在后面纳鞋底。油少了，她就把门后面的油瓶拿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添满。
每到月底没钱了，外婆总会有好办法：把菜叶、芋头叶、萝卜叶洗净切碎，掺在粗粮面里，蒸成馒头，我们姊妹都抢着吃。
院子里的草垛旁，十几只母鸡每天“咯咯嗒”叫着，它们不仅是我们过年时候的美味，还是我们平时穿衣、看病、买书等等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有多少次，我们还都嘲笑外婆打扫鸡粪时的满身臭味呢。
平日里，洗衣、缝补、打扫房间，是外婆永远也做不完的活，夜晚还要陪我们看书学习、上厕所。
现在我已人到中年，风霜雨雪都经历过，知道人生不易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有的只是人生的无奈和无助。生活的责任和苦难，柴米油盐的烦恼，外婆没少为一家人操心，很多时候，都是一个人默默负重前行。
写到这里，已是深夜十二点，窗外星云暗淡，残月如钩。千里之外我的家乡安徽五河，想也是夜凉如水，露珠寒凉。淡淡的月光下，我仿佛瞥见外婆还在田间劳作。我满心欢喜、发狂地追上去，我找遍麦地、豆地，我满怀希望地推开那扇破旧的锅屋小门……啊，故乡何在，外婆何在？
外婆不知道有宁波这么个地方，更不知道，我背井离乡、离开家乡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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