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再重来

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可我是女人，女人追求的是安定感和归属感，然而事与愿违，20年来，我在南郊的城中村经历了数次搬家，基本都是因为房东要加盖楼房或政府决定拆迁。每次搬家，我都默默祈祷：但愿这是结婚前的最后一次，甚至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。

害怕搬家，不仅仅是要翻箱倒柜，把七零八碎的物品整理打包，约上两三个好友，协同搬家公司或抱或抬或搬到车上，一次次地上下楼，一件件卸货，再逐一打开，擦拭，摆放，洗洗涮涮，收拾停当至少也要三五天。麻烦和辛苦倒在其次，乍看起来，搬家只是换了一个住处，而且是距离之前住处不远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搬家远没那么简单。“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”是每一位租客的心声，我曾傻傻地问过两任准备加盖楼层的房东，我可以忍受灰尘和噪声，能否不搬？我租住在长安南路上的一个村子将近十年，仅在这个村子就搬过四次。2012年，拆迁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左邻右舍和搬家车辆进进出出，我磨磨蹭蹭拖着不走，直到房东催我尽快找房。

搬家意味着要消灭一段生活，丧失一段生活，决裂一段生活，埋葬一段生活，“像一个吻刚结束，然后挥发在空气中，找不到任何证物”。明明有日记有照片有证人，为什么时隔不久当我经过而今变成废墟的城中村，注视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栖息地，那些真真切切的经历和历历在目的回忆顷刻模糊起来，随着村子的土崩瓦解而灰飞烟灭，最后尸骨无存。我甚至怀疑这里是否承载过见证过我十年的青春岁月？如果我和这个地方素无交集，那么，那个时段我在哪里？是历史空白还是我适时启动了选择性失忆？不管多想淡忘或铭记，都得打起精神正视当务之急。于是，我像一只舔着伤口的丧家之犬，一个逃离故土的忧伤难民，别无选择地去往陌生之地。

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，一件事可以映射内心的世界，新旧住处的交替中，我几乎没有因为迁居新址而高兴过，总是在怀旧，我不得不承认怀旧是我的特质，而且人生会有怀不完的旧。

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类似的搬家发生在八岁。所谓类似的搬家，就 是暂别固定居住地。我从出生起就住在一个三户人家共同居住的四合院，三户人家从我这代算起同为一个曾祖父。三个家庭人口最少的是四人，最多的是六人，我家五口人加上所有的物什挤在两间一共不到30平方米的屋内，只能摆下一大一小两张床，加上弟弟的出生，想挤都挤不下。日落之前，我挎上书包独自从村中间走到村南头的奶奶家睡觉，奶奶房屋的南边是不见边际的庄稼，东边是几层麦场连着深沟，西边是大片庄稼连着深沟。刚过村里的水塔，也就是距离奶奶家大概150米处，目光所及，首先是东西的麦场和庄稼，以及东西两边沟壑的坟堆，然后才是位于最南端的奶奶家。路上，有时窜出来一只野兔，有时跳出一个蛤蟆，有时爬出一条花蛇，有时扑棱腾起一只老鹰，刮风下雨的时候更是四处张望，加快步子，这是一段恐怖的路程，我必须在天黑以前到达。

尽管每天如此，我却没有习惯成自然。记不清这种生活过了多长时间，家里就在原下盖起了两层楼房。1990年，我们搬到了新家。巫婆猝死，魔法失灵，灰姑娘不用在午夜12点前急匆匆和王子告别，我也不用一到傍晚就跟家人分开，但我仍旧闷闷不乐，而且更加闷闷不乐。

新居全是四组以外的村民，男女老少全是陌生面孔，虽然也和这里的小朋友玩耍，可怎么也比不上刘姓家族的四合院，抬脚随便走进一所房子，就像进了自家的屋子一样，自然而然地对话，想坐就坐想站就站，大人之间从未面红耳赤，小孩之间吵了打了转身就和好。你在我的碗里拨拉，我在你碗里拨拉再平常不过，男女老少亲如一家。搬到新宅的最初几年，我常在写完作业后，一口气爬到通往原上村庄的长坡尽头，然后向北走，与相识的村民打一路的招呼回到四合院，这一趟总是鼻子酸酸，眼泪汪汪。

不过，剧情终于逆转——最近一次搬家，我一反常态，喜气洋洋，因为我买了房子，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颠沛流离。也许，生活还会重复，搬家还会发生，但是感受已经大不相同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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